我的换夫经历“西有黔中、巫郡，东有夏州、海阳，南有洞庭、苍梧，北有胫塞、邮阳，地方五千余里”，怀王时灭越，尽有越地与吴国故地，楚国疆域进一步扩大。 而楚国北疆则比较复杂，分别与齐、鲁、宋、魏、韩、秦等国接壤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幅员辽阔的大国。楚地既阔，秦国对楚地的占领并非一口吞并，而是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实现的，大体经历了四个时期。 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之后国力大增，谋求向东南方向的发展，而占领楚国的商龄之地是秦国必走的一步，“商龄之地以今天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、丹凤、商南和河南南阳市的西峡、浙川、内乡六县区为核心”，商龄之地可以说是楚文化的发祥地。(秦孝公十一年即公元前351年)“城商塞”秦孝公二十二年“秦封之龄、商十五邑，号为商君”，封君封地位于新取得的边地，这与秦国一贯的传统也相符合。 至公元前340年，秦已经占有商龄之地。此后秦楚对商龄之地的争夺进行了长期的拉锯战，但楚国一直处于被动。“秦楚商龄之争可分为两个阶段：一是楚宣王、威王时期(公元前369一公元前329)，对秦而言大体是秦孝公时期，这是秦楚在商砖的相持阶段：二是楚怀王时期(公元前328-299 )，大体是秦惠文王到昭襄王时期，这是楚国完全商龄由盛转衰时期”。 秦惠文王十九年(公元前319年)，秦亡蜀臣巴得到天府之国，为其东侵六国提供了丰富的物资与兵源，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，秦楚之间的天平倾向了秦国。而此时秦国君臣图谋楚地而无后顾之忧。秦惠文王在位26年，其在位期间，秦楚相对来说相安无事，这或许与其夫人华八子为楚人有关，但在秦惠文王晚年，还是与楚爆发了战争并占领了部分楚地。 《资治通鉴·周纪三》赦王三年胡三省注：自洒阳、城固至新城、上庸，时皆汉中之地。“(惠文王二十七年)伐楚，取召陵”。召陵位于今河南漂河东北。从此楚失去了汉中地区，而秦国则将巴蜀地区、汉中盆地、商热之地连成一片，自西到北对楚形成了半圆形包围圈，楚国危矣。 如果说秦孝公、惠文王时期对楚地的占领是蚕食，那么秦昭襄王时期对楚地的占领则是鲸吞。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上庸早在楚怀王十七年丹阳大战的时候，为秦所占，秦昭王三年又把上庸还给了楚国。从上述引用可知，此时的秦国对楚的攻势特别频繁凶猛，随着丹水流域尽为秦所占有，秦国把战争的触角伸向了江汉地区，楚襄王为了远避秦兵，国都迁到陈(今河南)，原来楚国江汉腹地的广大地区以及今湖南的大部都为秦所占有，楚国土日益整缩。 秦孝文王、秦庄襄王在位期间，秦暂时放松了对楚的疯狂攻势。暴风雨来临前夕总是异常的安静，等待楚国的将是另一轮更迅猛的攻势。赢政亲政之后，加大了对六国的攻势，此时的六国己是朝不虑夕。虽然此时的楚国灭了鲁国，但这并不能掩饰楚虚弱的事实。赢政轻信李信导致亡楚意图破灭后，于是在公元前223年，“空秦国甲士”六十万，终于在王翦、蒙武的指挥下，“遂破楚国，虏楚王负当，灭楚名为郡云。”接着王翦平定楚的江南地而置郡，至此楚地尽为秦有。 从上可知，楚国的疆域在秦孝公、秦惠文王时是被步步蚕食的，此时的秦国占领楚地的频率与后来相比相当于小试牛刀，到了秦昭襄王、赢政时期，对楚国的攻势用虎食鲸吞来比喻也不为过。秦孝公、秦惠文王时期，秦对楚地争夺得焦点在丹水流域和汉水上游，到了秦昭襄王时期，丹水流域、汉江上游已为秦有，秦对楚地的争夺已转移到了江汉地区，到了秦始皇时期，秦对楚地的争夺则来到了淮水地区和洞庭湖地区。 从秦孝公时期占领楚商龄之地到秦王赢政最终亡楚，在原楚国庞大的疆域上，秦国在故楚地的方式主要有：设立封君进行、迁移人口去故楚地、故楚地的财物、修改故楚地的地名、设郡县进行管理。 秦孝公时期，取得了楚国商龄之地的部分地区，后来商鞅被封在商地，号为商君。开创了在故楚地设立封君进行的先河，这一措施也与秦国的国策相同：封君一般设立在新取得的边地。“封君的封邑被设在犬牙交错之地，对秦国的发展是有利的，因为秦国位于西睡，西边和北边鲜有敌手，将封君的封邑设在东部和南部，为秦国本土免受列国的直接提供了有效的屏障，秦国的贵族为了获得封邑或扩大自己的原有土地，都需要通过战争去争夺他国领土方能实现。这在客观上为秦国的进一步扩张以致为后来统一六国提供了便利。” “今河南宝丰、襄城间沙”。查看地图可知楚国应君的封地与范雌的封地极其靠近，疑似秦国在取得应地之后，原楚国应候或被俘被杀，或逃亡而失去封地，于是秦国以应地为范雌的封地，这还是与秦国将封君封在新夺得的边地的传统一致的。从上可知，秦在故楚地没有采用羁糜政策即用楚人来治理楚地，而是在新取得的地方设立封君来进行。或许秦曾有用楚楚地的尝试：昌平君为楚公子，于公元前236年徙于郑，这个郑当为陈郑，因为按照秦国惯例封君封地基本位于边地，后来昌平君被项燕策反，以楚治楚的尝试也宣告了失败。 秦通过武力攻取土地造成被征服地区生产、人口锐减。为了应对这种情况，秦采取了移民和迁有罪去充实被征服地区的人口的方法。战争对人口的影响是巨大的，对楚国江汉地区的力极其大，造成这一地区的人口锐减，公元前二七九年，秦派白起攻楚，首先进攻郡，楚以主力军坚守，白起采用引水灌城的进攻方法，在郡西北筑竭，作长渠，引水灌入城中，楚军民死的有数十万，因而攻克郡。 楚国郧都在东周列国中可以算得上是首屈一指的大都会，自公元前689年楚文王“始都郭”到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郑，楚人经营了400余年。郧都人口自然不会少，“楚之郧都，车毅击，民摩肩，市相排突，号为朝衣新而暮衣弊”马世之先生依据郧都遗址的规模以及战国时期每户住宅的大概面积，通过计算认为郧都面积16平方公里，以户计算，应有597万户，若每户以平均5口计算，则邹都的人口应为2985万，其高峰人口数大体在在30万上下。这种规模在当时只有齐国的临淄能媲美，而在白起拔郑之后，一切荡然。 有的学者研究认为：在纪南城遗址没有秦汉堆积层，而城内东南隅却成了秦汉墓地，白起拔郑后对郑都造成性的，造成郑都一带人口锐减，人口除了随楚顷襄王逃亡“东北保于陈城”外，大部分可能成为秦军的刀下亡魂或被掳掠而走。 为了加强秦对新夺得的楚地的以及应对战争造成的故楚地人口锐减，秦向故楚地进行了移民，“二十八年，大良造白起攻楚，取焉队邓，赦罪人迁之”，虽然采取了移民的措施，但还是不足以应对战争造成的创伤，直到西汉时期，呈吕都附近还是人口稀少，经济萧条。 故楚地幅员辽阔，物产丰富，故楚地大部分地区的气候为湿润多雨带季风气候，特别适合林木的生长，“江南卑湿，多竹木”，“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：江南地广，或火耕火褥。民食鱼稻，以渔猎山伐为业”，因此故楚地植被茂盛，林业发达，为了对林业进行规范管理，楚国设立了专门管理山林菏泽的机构以及。 此外还设立“关市、山林、菏泽之利，以实，是以实而才不散”，由此可见楚国林业的发达。而当楚地入秦后，秦对这块膏腴之地自然不会放过，秦始皇陵墓规模宏大，面积约为56万平方公里，耗时漫长，从赢政即位次年一直修到秦始皇去世，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工程，修建如此规模庞大的工程所需的材料难以想象，为了满足骊山陵墓以及阿房宫对木材需要，甚至不惜途遥远，从故楚地伐木远输关内。 故楚地还有丰富的矿产资源，“东有海盐之饶，章山之铜……豫章出黄金，长沙出连、锡”，尤其是今湖北大冶的铜绿山矿址，作为楚国最重要的铜、铁产地，至今地面上还堆积着楚人采矿、炼矿遗留下来的残渣。当江汉地区被秦所占有之后，这些重要的矿产地必然难免遭秦人的抢劫式。 有学者研究得出：楚都东迁之后，其青铜铸造水平明显下降，做工也没有之前精美，当与楚失去江汉地区的矿产资源有关。战国时期楚国贵族盛行厚葬之风，从今考古发掘可见一斑。秦自然不会放过这些墓葬，多在早年被盗，而且往往都是秦人所盗”，秦人务实重利，出于对楚人财富的，曾组织了大规模的官盗活动。 战国时期，楚国己经在地方设郡进行以加强中央。秦在故楚地设立封君进行，设封君与中央相悖，因此这一措施不过是临时之举，随着秦相继六国，于是在普天之下大规模地设郡置县，之前的封君制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。秦在楚地设置的郡，除了汉中郡、黔中郡这些较早入秦版图的地方仍然沿用楚旧郡名外，其他新设郡名与原来楚郡名不同，或许是为了消除楚文化的影响，避免楚遗民思念故国而不便管理，不过这些新设的郡名都依地名而取，亦或是尽可能减少改地名带来的影响，且所管辖的地区变化也很大，或许是为了方便管理。 赢政在上统一了六国，但是在思想文化上并没有一统，六国旧地依然不太平。秦始皇曾欲加大皇家园囿范围，其宠臣优族则讽谏道：“善。多纵砖其中，寇从东方来，令麋鹿触之足矣。”可知六国旧地并没有因为国家而风平浪静，反而暗流涌动、不曾停止。 对楚国故地秦始皇是极其不放心的，“秦始常曰‘东南有天子气’，砖是因东游以厌之”。于是秦始皇希冀通过出巡，用厌胜的方法来证明自己是受命于天的，在他已经取得天下且在威巡天下的途中“过彭城，斋戒祷祠，欲出周鼎泅水。使千人没水求之，弗得”。似乎秦始皇也觉得自己不够正统，而希冀通过九鼎来证明自己权威。秦始皇多次出巡经过故楚地，对楚地的风俗也是不太友好，《楚辞·九歌》有湘君、湘夫人，当与楚人的有关。 秦始皇不仅将湘山树砍光，而且将裸露的山体涂成褐色，而褐色在当时被看成是囚徒的象征，历来人们将此举看成是秦始皇、唯我独尊的表现，笔者认为秦始皇此举应有楚文化的深意。有研究者认为“秦始皇曾多次出巡故楚地，与秦对楚地的控制较弱有关，秦始皇希望通过出巡的方法来加强对故楚地的控治”。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，出巡有五，其中第一次、第四次主要是巡行北部边疆地区，第二次、第五次都经过故楚地，尤其是彭城、南郡、云梦、丹阳等楚核心地区，其背后的原因不得而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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